台灣各地陸續整理了不少歷史街區出來，有些成功，有些失敗；帶來了街區的活力，也帶來人文氛圍的枯竭。因為各級政府設想給予老街的活力，幾乎都是來自商業化的重新運用；而老街的死絕，更是來自充分的商業化應用所帶來的生活（生命）的枯竭。
因為，歷史街區有當地的生計因素，而發展出來的別具風味的生活風格（lifestyle與鄰里關係）。它不一樣的存在與呈現的方式，是因為某種原因，凍結在一個獨特的史地時空中，與現代生活之間，拉出了一個巧妙的、朦朧的距離之美。這個距離之美，可以讓一個『局外來的旅人遊客』，從現實、日常的緊張/緊迫的生活中，抽離出來，用人造的、多餘出來的、可供呼吸的時空跨距（一個身心靈迴身餘地），來延展自己，創造一個生命再生的契機。這是我們在二十五年前，倡導歷史街區原貌保留的初衷（一個從第一代的年貨大街—我愛迪化街運動開始的主要想法）。而歷史街區的迷人，也存在于原本的人文氣味，沒有了這個氣味，它就只是無機的裝潢佈景。
大稻埕迪化歷史街區的生計、生命足跡，與生活的雍容，可以從兩個面向，充分的表徵出來：第一個這裡是生活產業總集散地：擁有多達二十多個台北市級的同業公會總部會址：是從布匹、茶葉、中藥、雜糧、雜貨、百貨。。。到做免洗紙盤的塑化類的同業公會，會址的所在。
此外，這裡卻也是七零年代以前進步生活的領銜地。
例如：在我過去的學位論文的一段引言裡是這麼的描述延平北路的：
『這是一條交通流量很繁重的非重要幹道，它並非橫跨台北市現今的重點發展街區：路的這一頭，是曾經蒼海難為水的往日市集（從延平北路一段、二段到三段頭），從日治中期開始到七零年代初期，這裡有密度最高的銀樓（昔日金瑞山銀樓的所在）、時尚衣鞋專賣（阿瘦皮鞋的發源地）、婚紗店（從訂婚到歸寧都可以在此採買相關禮俗用品），有最高檔的酒家（杏花閣、東雲閣、黑美人等等酒家）、舞廳（新加坡、仙樂斯舞廳）、藝妓館（江山樓）與劇場（永樂大戲院、遠東戲院與第一劇場），權傾一時的高麗參總代理商（信通參藥行）；台北的第一家西餐廳（波麗路）、第一家原版古典唱片專賣店（第一唱片行）、第一間琴行辦的音樂教室（山葉音樂教室）等等。一路往北經過當年的文教重鎮老師府（延平北路四段）——活躍的女高音聲樂家陳盈伶，就是出身老師府陳家——與孔廟一帶，直通到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匯流口，唯一的河島葫蘆島（延平北路七段八段）——台北市的棄兒——是一個長期禁止開發，並在日治時代，就被放棄成為洪水淹沒區的破敗社區。但穿流不息的機、汽車潮，和它們的駕駛者，並不怎麼在意這些起起落落的故事，他們駛經它、穿越它去到他們想望的方向——真正的目的地，甚少左顧右盼地留意兩側變化極大的街廓風情，只顧著專心地直往前去。。。』
宏宇學長來到這裡，創辦這家『天湛樂』藝術公司，有藝文活動，有咖啡美食，某種程度其實是恢復了這個歷史街區，原本有的生活質地與樣貌。
我們所熟知的迪化街歷史傳奇，其實就是從河邊（就是過去的港町，在沒拆除環河北路前淡水河第九水門到第十三水門之間）開始的層層同心圓所劃出的產業形態：
第一層的大宅邸總部有各國領事館、外商洋行（怡和，吉時洋行等等）、鹿港辜家、板橋林家，與在地的陳天來家族、李春生家族等等的企業總部與宅邸（他們是實際從事進出口的大貿易商，且是不負責營業銷售的台灣總代理商），現在僅剩下貴德街的錦記茶行陳天來故居，與辜宅鹽館（就是現在的榮星幼稚園）。
第二層是迪化街的盤整出貨，是對內銷售的最大盤的總經銷商，面對的顧客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宗物資的中盤經銷業務，（在八零年代以前）並沒有對外作門市零售的。
在迪化街與延平北路之間是各類工匠居所，提供各項專業技術的支援，其中最大宗的是各類的福州匠師，他們帶來了菜刀、剃刀、剪刀、刨刀、刻刀的專業服務。提供這裡的大戶人家高格調，超水準的生活基礎。
在延平北路以東的外圈，則提供了這裡的大大小小各種消費生活的支援。
那麼，我們所不熟知的，迪化歷史街區的藝文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時空產物呢？
在我的同篇論文裡曾經討論到：『在近代文明史上從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就是甲午戰爭以後），台灣似乎擁有一個不盡同於其他中國地區、鄰近東亞國家、其它發展中地區，甚至歐美強權的命運：台灣社會在族群間的械鬥緩和平靜以後，沒有發生大規模、具焦土破壞強度極高的紛亂或征戰（太平天國、捻亂、回變、軍閥相互征戰、北伐等中國內戰）；在中國充滿著內憂外患、兵慌馬亂之際，台灣則是相對的承平且忙於積聚生財（其實是從日俄戰爭開始一直到日後的韓戰與越戰，台灣發了不少後勤補給的戰爭財）；由於日本並無實際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台灣的基礎民生建設及工業設備沒有被拆卸、徵用，來鑄造軍火（如歐美國家幾乎都無法保留十九世紀精美的工業工藝遺跡，台灣是世界上極少數擁有十九世紀末民生工藝遺跡的國家之一），令工商實業得平穩發展，造就了台灣在文化藝術的澎渤發展且得以日趨成熟、精緻化；三零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與四零年代的金元卷幣值崩盤，絕少殃及這裡（在此要感謝大壞蛋陳儀，當時不讓金元卷在台流通），使得台灣並沒有蒙受到重大的產值減損，讓台灣社會的文藝鑑賞與玩味的風潮，不致無力支撐而間斷。 』
因為生命足跡不止有生活的奮鬥，更有心性的賞析。這裡的百業興盛，各種商業現象五花八門。所以餘暇的心性、賞玩空間，也會是多姿彩的百花齊放。大稻埕的商人總是覺得『做生意』從事進出口貿易，不是一個長久的、上軌道的生計。許多有名氣的家族，生意只做一兩代就不做了（收攤或轉業）。
他們培養後代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大學教授、銀行家），也願意讓自己少數的後代子孫追求自己的理想，從事各種藝文活動（例如參加辜家鹽館的榮星合唱團），或成為各項藝文的專業人才。（如在創館音樂會演出的女高音李琇錦、我們小時候的街坊同窗小提琴家劉姝嬋、大提琴家劉姝嫥姊妹、迪化街一段44號的屋主——南藝大校長小提琴家李肇修博士等等）。
其中，也有比較偏庶民民俗風格的，有各種軒社、樂社與戲班。大同區的民俗遊藝組織密度是全國最高的，全國性的民俗遊藝協會的會址也在這裡——在隔壁的涼州街上就可以證明。
此外，也因為基督教宣教人員的啓發（我們這裡最大的基督教世家，就是昔日的大稻埕首富，李春生家族），司琴的牧師娘與外國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洋古典藝文的學習風氣也很興盛。
其實財富積累到某一個高度以後，緊接而來的，就是連續的『門第升等』的作為產生（價值觀趨向形而上、精緻且矜持的改變，生活品質、品味的講究與躍升），自然走上從重商開始，到崇文尚藝的道路。
如同我在辜偉甫先生與榮星合唱團的紀念文集裡所提到的：
『。。。漫步在大稻埕街頭，回想著當年的新舞台、永樂大戲院、第一劇場；山水亭、江山樓與波麗路。幻想著辜氏昆仲與鄉紳文士把酒賦詩（尤其是詩仙李白的將進酒）、撫琴弄墨的雅緻；彷彿看見呂泉生老師坐在波麗路裡（點了一份他最愛的法國鴨子飯），隔桌坐著李臨秋，對望著楊三郎各自為著風格迥異的藝文創作而努力著。年輕的我竟然能在相隔數十年之後，難道是因為辜先生與呂老師的榮星合唱團的緣故，才能攀上這些充滿性靈的神魄，得以漫遊入那當年才有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況味中？。。。』
這一個文藝氣息一路感染下來，到達了我們這一世代的人手上，這間『天湛樂』的執行長林宏宇、參加創館音樂會演出的聲樂家林欣欣、李琇錦，與在這裡全職工作的陳聿潔和以後預計要來貢獻他們的藝文展演的方素芬，連憲升等等跟我自己，還有許多來參加開幕活動的親友，都是承襲這股藝文精神的榮星子弟。今天我們要在這裡向我們的街坊，和來到這裡參與創館音樂會的藝文愛好者、工作者宣示：昔日的遊子們回來了，帶著更多的藝文饗宴，返回到這個歷史街區，願這裡的文采風貌再一次的復生重光，再一次地綻放它引領世代風潮的光芒。。。
謝謝大家的光臨，期待常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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