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中國”考（轉載自Dr Bear）

導讀：古羅馬的西塞羅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發生之事，則將永如幼童。”說明瞭歷史的重要。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知識的積累、進步，必須以記憶為基礎。歷史，確是我們心智成熟、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精神維生素。遺忘、喪失、塗抹歷史，則將如托克維爾所說，“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對於一個不了解自己為何或何時成為中國人的“中國人”是何等的可悲、可憐與可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唱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

但是，“中國”、“中華”、“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卻只有近百年的歷史？這些，你真的了解嗎？

近代以前，中國人是並沒有現代意義的“國家”、民族意識。你知道自己從何時起，才是“中國人”的嗎？

那麼，“中國”、“中華”的觀念是怎樣形成的？“中華民族”這個說法，最早是由誰提出的？

中國歷史上部份少數民族的下落與中華民族的形成及血統（轉自Dr Bear）

一、中國歷史上部份少數民族的下落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共有五十六個民族，其中以漢族人數最多，其他民族人數相對較少，習慣上稱之為“少數民族”。根據史籍記載，中國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個，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鮮卑、羌、鐵勒、柔然、回紇、突厥、沙陀、党項、契丹、女真等族，極大多數不在現存的五十六族之中。這些古代著名的少數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統一漠北，都曾叱吒風雲，而今安在？他們是消失在歷史中，還是到那裏去了呢？讓我們來探究一下他們的下落。 　

“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一個國家？（轉載自Dr Bear）

一、 凝固于現代的靜態“中國”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古怪的國家(Erratic State)”。關於中國的外交至今還囿于中央王國朝貢體系心態的想法，在學界也早非新聞。或許誠如白氏所論，民族國家是西方歷史的產物，中國對自己這個新地位認識模糊，在西人眼中難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們談到中國，將其“國”等同於美國、法國、英國之“國”，而為現代國際秩序裏的主權國家，似乎不再有疑義。不惟如此，近代以來人們大談中國上古史、中國外交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青銅時代等等，似乎現代的“中國”概念已理所當然地和縱貫古今的“道統”脈脈相承，凝固為千篇一律、永恒靜態的對象。這種以新概念強加於歷史的做法，固然便於日常溝通，但犧牲辭意的流變與豐富性的結果，卻大大地局限了人們的眼光境界。於是愛之者頌讚其一貫光榮，惡之者鄙其為冥頑不靈，最後使言說的各方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作者有感於此，雖未專于史學，乃從浩瀚之歷代文獻取其一粟，對“中國”一詞的涵意與流變稍予查考。小考雖不意在更張日用之“中國”辭意，但或可廓清論者之視界。

甲午之恥，日本為何不許清朝自稱“中國” （轉載自Dr Bear）

我曾在“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一個國家？一文中說，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古怪的國家(Erratic State)”。關於中國的外交至今還囿于中央王國朝貢體系心態的想法，在學界也早非新聞。或許誠如白氏所論，民族國家是西方歷史的產物，中國對自己這個新地位認識模糊，在西人眼中難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們談到中國，將其“國”等同於美國、法國、英國之“國”，而為現代國際秩序裏的主權國家，似乎不再有疑義。不惟如此，近代以來人們大談中國上古史、中國外交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青銅時代等等，似乎現代的“中國”概念已理所當然地和縱貫古今的“道統”脈脈相承，凝固為千篇一律、永恒靜態的對象。這種以新概念強加於歷史的做法，固然便於日常溝通，但犧牲辭意的流變與豐富性的結果，卻大大地局限了人們的眼光境界。於是愛之者頌讚其一貫光榮，惡之者鄙其為冥頑不靈，最後使言說的各方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作者有感於此，雖未專于史學，乃從浩瀚之歷代文獻取其一粟，對“中國”一詞的涵意與流變稍予查考。小考雖不意在更張日用之“中國”辭意，但或可廓清論者之視界。這篇“甲午之恥，日本為何不許清朝自稱‘中國’”大抵如是。

國家衝突，既是刀兵之鬥、制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戰、語言之爭，筆桿子和槍桿子一樣，都是銳利的武器。

甲午戰爭，日本不僅在軍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輿論等全方面進行“總體戰”、“超限戰”，尤其不遺餘力地塑造國家形象，精心裝扮，巧妙公關，咄咄逼人，與顢頇的“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滿清豈可稱“中華”

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

日本方面認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這樣的要求，被中國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雙方陷入僵局。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這在表面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際上是中國從慣例上讓步了。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方面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日本軍隊所發佈的大量文告，都自稱為“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于境外，起真豪傑于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從李商隱咏史詩，談和諧社會面臨的挑戰？（轉載自Dr Bear）

博者序：我曾在佛歷2550年3月19日（西元2006年4月16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談過二點感想！1、佛法開發智慧，提升品格，洗滌靈魂，尤其適應現代社會高度競爭，資訊爆炸，環境和社會文化嚴重污染的現實。面對日益腐敗、自私和墮落的社會空氣，佛法是必不可少的最佳良藥。2、大千世界,佛法無邊!願和諧世界能在佛學的帶動下,不分國界、宗教、膚色，到處都有和平祥瑞之佛光普照!今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轉舊文兩篇及其他以為思考！

關於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係，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嶽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誌。在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墻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里錦繡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象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讚》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係。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西元三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伴隨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醫藥等科學技術的傳習。唐代高僧一行創《大衍歷》和測定子午線，對天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余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佛教的刻經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保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幾乎都是佛教經書圖像。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繫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