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3 September 2021

史觀只是個看事情的角度與方法,不是歷史的本質所在

我們小時候都被教育灌輸『唯物史觀』的『邪惡』,以為它就是萬惡的共產主義與共產暴政的根本,是嗎?我不是主修歷史,也不是特別專注在哲學、宗教、社會、心理等等現代學術的專科分類。我關心的是我們身為一個人、一群人是怎麼運行他們思維與行踐,而這樣的思維與行踐的相互運作,是怎樣的影響了自己與周遭的人事物的應對與發展。他的趨勢與範圍、增益與損害、短程與長期的演進,影響了人群與周遭發展的後續。雖然這不是全然關注在地理與歷史發展的專業細節裡,卻因為這樣的看待人事物發展的時空軌跡,而對歷史有了深刻的看法,多少能意會歷史本質與史觀的分別。

歷史事件(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敘述空間?能不能不加上立場上的喜好程度來敘述發生始末,全面不偏頗?可以啊,為什麼不行?不然,在很多糾紛發生時,哪裏可以找到立場超然論事公道的仲裁者?凡是爭議能交付仲裁,表示爭議的彼此間可以有一個不偏立場的協商空間不是嗎?所以凡是敘事,當然能產生一個超然的空間,但就事情發生的表象與時間序,做出立場中性不帶價值判斷的論述與演敘來。

在時間序與地理空間發生的零零總總事件的對應,是有很多因緣生滅相承或相違所聚合交織、相互熟成而呈現出來境相與果德。所以對應與對應之間,勢必有邏輯上相承接,或相違逆的連結與碰撞的關係,可以拉出一些相生相續的軸線,統貫總攝整體發展的詮釋。說是『一些』相生相續的軸線就不只是『單一』,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因為著力的重點不同,彼此間受力、承力的不同,所應力發展出來的佈局也會隨之有異。『史觀』就是一種統貫總攝的方法與模式,或是生存的利基點,來組織我們所面臨的一切事務的彼此關係與從屬位置,再依此關係與位置的定位,來決定我們對境發展的對應原則:以生存的外在條件變化的縱橫來理解你的週遭,並依此建立你的對應形式與力道,你依循的思考準則就是『唯物史觀/主義』;如果你是著眼於人心對境的覺受了知的取捨、擴張與限制來做判斷的基準,並依之作為你所為所有的根據,那麼你的思考準則就是『唯心史觀/主義』了。

人的社會有組織有階層建置,我們的思考論事會除了唯物或唯心史觀為出發以外,還可能以人為本位的以不同政經高度來思考問題:引發當前台灣思潮紛爭的大中華史觀與台灣本位史觀,它們的本質不是統或獨的差別,而是中央與邊陲、上位與下位的分別:大中華是上位史觀是天朝史觀;台灣史觀是下位史觀是不願被邊陲化的本地史觀。台灣統派的大中華史觀很是奇怪,在台灣看中央的天朝史觀,將令台灣被中國的中央政權給充分邊陲化。這個史觀不只是完全不看台灣本地史地的之從何來、之所何往,它也不看重『大中華』各地真正之從何來、之所何往的實況,連現代中國的京畿中央(夠中心了吧)的人文史地的理脈,都沒被真正的論及。那麼,這個史觀下的公眾教育談論了什麼?大朝廷統治的點滴成敗?大皇帝的統治術?也沒有啊!論了什麼?一些人,一些事,斷斷續續的,然後呢?真的解了嗎?其實,不讓自己與自己生長的土地連結,也不會跟其他的土地有連結,那人文土地與你之間的關係是?可算成錢的資材?供吃喝拉撒睡的物資,用錢買就有的東西,過日舒服就好?

本來是在什麼位階上想什麼事,但是我們趨近一致的上位(天朝)史觀教育,建構了我們唯上位價值的準則取向,依循著上位史觀的價值來思索我們的認知了別,決定我們的行止依據:可或不可、行或不行。問題是我們不但並不身處於那個地理時空中的上位中心,其身份權位也非屬於那個位置所考量的權益厲害的範圍。我們為它思慮,以它的立場為立場,以它之名限縮我們自己作為一個生命主體的考量。

 

2 comments:

  1. 台灣其實在兩種情懷(中國逝去的先祖vs台灣現實的生活)間可以自處的很好,我們所面臨的老早就是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我更是發掘東亞海陸發展的歷史真相後的選擇:

    我認為若是選擇信仰亞陸中心觀的(華夏中原觀的擴大)要揀擇三千年來(周武東征)史實與史觀的直面校正,重新看待文明發展的真正可貴與可嘆的地方:好的擇優真心弘揚,負面遺憾的真誠悔改,重塑東亞價值的中心理念成為名符其實的「中華」:精髓(中心)文化的百花齊放(華者花也)。

    若是著眼於大範圍的文明碰撞,從最近的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陸地與海洋,甚至是跨紀元世代的第三代第四代文明(史前文明的殘餘地台灣)與現時的第五代人類文明之間(東亞文明的中原主流)去探討對宇宙、地球與所生活的本土的永續經營的真正價值所在。

    傾中的文化認同者可走第一類價值取向;傾台的本土情懷者可走第二類價值取向。如此台灣在兩種價值情懷間,必能發熱茁壯,不辜負你我不同價值傾向者在台灣生活存在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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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個老國民黨將領對蔣介石「丟失」中國大陸的評價(寄存在此)
    張發奎對國民黨丟失中國大陸的評價[編輯]
    據顧維鈞回憶,大陸淪陷廿多年後,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張發奎談起大陸失陷的情形及原因,張說:「其主要原因是(1)國民黨的弊政,包括發行金圓券進行幣制改革和惡性通貨膨脹。(2)軍事上無能。(3)蔣中正任命的軍事長官貪污成風。蔣總以為自己的主張和指示是正確的,過分自信,在具體問題上不能容忍或不夠耐心地聽取別人的意見。閻錫山在廣州任行政院長時,何應欽是國防部長,但連中央嫡系部隊的駐地也不知道;任參謀次長的黃杰,也不知道這些情況。實際上,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是委員長自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控制的政府軍駐在何處。他還常常越過國防部或參謀總部,直接向前線部隊發號施令。黃伯韜和邱清泉互不合作,互相嫉妒,這僅是徐蚌會戰潰敗的近因。根本問題是毛澤東對國軍在戰場上的一舉一動、南京周圍的防守據點等重要情況都一清二楚。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一直把國軍的作戰計畫、部隊的配備和駐地等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途徑送給毛澤東。甚至連國軍打算什麼時候向共軍某一據點發動攻勢,毛澤東也都瞭如指掌。因此徐州會戰結局如此毫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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