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命盤與天地運勢的合與不合

命理界又在總統大選的混戰裡出來說三道四了，說馬吳配的八字是『六合』，OK！因為六合婚很不錯，相信傳統說法的，恐怕會動搖挺『英嘉』配的意志，這是心理戰。我的看法是：

六合，要看怎樣的六合法呀！且金木水火土是合了什麼，又化了什麼呢？若說六合極適合婚配，能情投意合，馬吳真是在私我性格裡真是『意合』啊！六合，若如同星象學的六分相，指的是有『相輔的機會』，要是三合，三分相，才是五行能量的大串聯啊！且還要看是怎樣的能量，怎樣的個性屬性的串聯啊？跟流年與世代大運的天地間是『大應』還是『大破』呢？因為大奸大惡也需要有某種能量的串聯相應（所以他們在命中即可能有三合或六合），才能坐大影響勢力。或是這個『合相』與天地相通好壞都有？因為若是希望台灣要活有未來，現在的KMT的結構得要大破才行。所以馬吳的六合，是否表示是天地破KMT的一個機會？

合相一定好嗎？合相表示能量的流通，但大流通也表示眼界有很強的『定向』性，有方面很強表示了死角盲點也更多了，變局少了，也表示沒有其他的成長機會，沒有創新與蛻變的能量與機會。此時要作台灣的領袖命中有某些『破』與『剋』，『沖』搞不好對台灣與我們的國民是比較『吉相』的。

試想一個定律：若天地的運勢是從『成』到『住』的階段，順的能量越大越聚；若天地間的運勢要『壞』與『空』呢？那我們要破除既有『軌道』，求活的話，要設法把原來的『壞』轉成或蛻變成下一個『成』。所以以現在的天地時運說，若能承受傳統上的『壞星』如主掌創新變異（天王在牡羊）與死後再生蛻舊變新（冥王在摩羯）反而是能不但能存活，且引領新潮站到浪峰的絕佳機會啊！

我覺得命與運要這麼看。。。。。。

再論天龍之別

最近我涉入了幾個有爭議的網論，例如地方發展模式是否以鄰近城市發達區的利益考量為主？或是大型工業資本的投入是否是活絡地方發展與增加地方收入的良藥？是都市看下港人的『愚昧低俗不時尚』，還是下港看都市人的『自大無腦假清高』？『精英之家業即國事』是『擅霸』有『果決的威德力』，還是『普天世事大眾同議』是『民粹』乃『被挾持的無能』？這種發達與不發達，南部與北部，都市與都市外，精英與庶民，寡議獨裁與共和眾決，少數得益與多數剝削等等『流行千古』的『老掉牙』爭議，因為台灣『特殊』政治族群議題的不可解，而陷入情緒難解理性難求的死胡同。但這樣『血脈噴張』的『情緒動員』之於台灣，中國與全世界是『首登場』的原創發明，還是『醫不好死不掉』的恆古宿疾？

若『（中原華夏）漢族的概念，只是一個一群人在（各種）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中）做出（注重有效組織與集中積累的）選擇的政經等文化概念的總集，與血緣無關。』時，『中原地區』就是古早的『台北』概念，那麼『華夏人士』就是『中國』第一批的『天龍人』，相對應的『戎狄蠻夷』就是當時的『下港人』；若天龍台北人中的多數是外地離鄉到都市打拼的各路英豪，是因為新穎多樣機會的追尋，舊有人情網路與意識價值的掙脫，那『台北』就是不受莊園諸侯控制的『自由城邦漢薩都市』，『天龍人』就是那些一心掙脫傳統屬民宿命的『布爾喬亞』；如果在台北生活的原因是享用嶄新的物質奢華，表現高人一等的不同凡響，那『台北』就是巴洛克嚴飾的『沙龍轟趴』，『天龍人』就是那些一心攀駙的『趕趴清客』；如果『天龍人』是少數控制多數的上天選民，梵王的使者，那他們就是永不下墮的『婆羅門祭司』，『台北』是他們緊守的『直通天啟的大寺』，『下港人』就是謹此一生永世不復的『首陀羅賤民』了。。。。但，我們是否有可能在某些概念上是被欺壓的一方，卻也同時有可能在某些方向自許為上流，成為壓榨他人的另一方呢？在外籍新娘，家庭幫傭，外籍勞工面前自許為不凡的『天龍一族』？

分類是人性的本能，是人類面對多樣的世界歸類認識的工作，與之相處的方法和守則。善用之則『團結己方，共榮對方』，錯用之則『不如己者皆對方，殺殺殺殺，殺殺殺，最後僅剩我一人。』。分類分別是有漏的有為法，其本質如夢幻泡影的緣起假有，不是自性實有的宿存，它的生滅是因緣相續儼然的業用相報。在大家都束縛於果相的如火焰身般的不堪忍的時候，就不要再增上延長助燃的能量，自燃燃人。且要進一步的從自家防火做起，更不要（誤）點燃助燒他家或公共火燭，就彼此都不再會有被施放的引火燒身的痛楚了。

台北“布爾喬亞無腦症”？

一些綠營的朋友喜歡叫北部的“藍血”人為“天龍”人，是『活在以“中國”為龍為天的夢幻中的北部藍營人士』的意思。一直到這次五都選舉郝先生施政弊案連連卻能大贏十七萬票，台北人因為選出了馬先生與郝先生在台北市要連續掌政十六載，而被統稱慨括為『偽高級卻無腦袋的天龍人』的代名詞。網路一篇反諷文章寫到：歐美旅客台灣觀光須知（原因出在台北市政府出版的觀光手冊曾說，1949年才遷移來臺定居的台灣人，對於被稱為台灣人會感到“不舒服”。。。）

行政劃分區之爭

昨天苗栗是屬中部或與新竹連結較深，引發不小的論戰（原文在此）。原因是有網友不滿蔡英文把苗栗劃入中部競選辦公室統籌調度。這時我想起了中國傳統的行政區劃分的問題。（我幾年來在病中，且過去幾年讀書的重點放在“西方”社會學科，漢學知識是我二十多年前思考的重點，現在憑記憶寫出，不夠精確處請海涵）現在我們記憶中中國行政省分的樣子，大多是元代“行省”劃分的相狀（行省是尚書省的分支的意思——行尚書省，主掌施政的貫徹與執行，施政規劃則是中書省的職責）。他是什麼相狀呢？我們拿在我們所讀的中國行政區劃分的東部沿海區說起，從山東省到廣東省，都橫跨兩個地理區，上半跟上一個省的下半部是屬一個地理區，同一個生活與文化空間，下半與下一個省的上半部屬同一個環境生活圈。所以，江蘇的徐州感覺上與濟南較親近，蘇杭其實是連成一氣，浙南的民俗風情一直連結到閩北，福州跟閩南怎麼看都不同心，閩南跟廣東的潮州反而密切。。。。。區域利益與政治的行政利益有衝突，區域連結跨省區，省區中難兼顧非省會區的地方利益，所以蘇北像是江蘇的棄兒，浙南不與杭州同心，在工藝系統上閩南人與潮州匠師認同大過於福州匠師。

我提這個，就是說元代因為是外族統治，所以他們要讓地方在第一點同一個圈不能圓，第二做出一個兩相消抵的人工圈。不論是第一種不能圓的圈或第二種硬湊的圈，製造出來的效果就是不但不能團結還要相互消耗牽制，這樣的抵耗都要靠中央擺平，中央仲裁，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力道，與管控邊土的能力。明代後雖然又是“本土”政權，但是他是一個地方民亂起家的皇帝，更知道區域集結的可怕，所以更將行政帶來的區域矛盾更加深化，淋漓發揮。

台灣也是一樣，日治時代行政區改來改去，到了國府來臺，定案成如此這般的模樣，本質上就是外來政權的地方管控模式。以新竹地界劃分的相狀，他往北到楊梅中壢，往南到竹南頭份，是屬同個交友生活圈的地方認同圈。桃園（市）大溪的生計利益就往北連串了，苗栗不但有山海線的不同，還有南北的差異，公館苗栗有一點自成一小圈，往北往南都有來往（看位於公館的曹洞宗大本山“法雲寺”過去在傳統上與本山連結較深的寺院（人事）交流網看，上達中壢，下到大甲，台中市區）。三義后里到神岡豐原到東勢，屬同一個客家生活圈（傳統上通婚密集，商業往來密切）。然後更大的連結是去台中酬對，消費，就不是去新竹圈了。同理可證，台灣的其他區域，也有類似的問題與糾葛，所以台灣現有的行政區域劃分實在問題重重啊！

轉載：朱學淵--法國總統薩科齊是中國“少皞氏”後代

有人拿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拿破仑相比，不仅是因为他们都长得短小，还因为拿破仑来自外岛科西嘉，萨科齐的父亲保罗·萨科齐来自异国匈牙利。我曾经说匈牙利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女真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民族，以这位法国总统的匈牙利父系家世，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个结论。

萨科齐总统年幼时父母离异，保罗·萨科齐拒绝抚养他的三个儿子，因此孩子们是在外祖父本铎·马拉（Benedict Mallah）的关爱下长大的。本铎·马拉是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萨洛尼卡城移民来的犹太青年，远祖则是出自西班牙，他在自由开放的法国习医，娶妻后皈依了法国天主教，后来在巴黎悬壶成名。在纳粹占领法国时，马拉家族有五十七人被杀害。

因此，法国总统萨科齐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他的姓氏还表现了鲜明的匈牙利血统；但是每当有人以他的移民背景来质疑他的排外立场，他会毫无闪烁地应对‘我是一个法国人’。从文化背景和从政治立场上看，萨科齐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而我们只对他的血缘有兴趣，那是与他的政治立场毫无干系的事情。

轉載：“代表性的斷裂”：反思未來民主的進程 （汪暉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法聚前論：民主的開始並不是為了普及民權而民主的。那個民是菁英的民，是社
會菁英的擴大參與到非領主非宗教領袖的資產菁英。一般普羅並無投票權的。
四年一任的政府與代議制，不是為了選賢與能而設計的，而是限縮政治的授權，想繼續拿政權就得聽話的意思。所以民權與王權的不同，在於擴大參與之後，平民的資本家與貿易商，銀行家加入分權的意思，基本上，是右派保衛的範圍擴大而已。。。投票權的一步步擴張，本意也不在分享民權，而是挾民粹以自用。。。所以看到“民主”的本然面目後，我們要應對的與延續的到底是什麼前景呢？

過去三十年，圍繞民主問題的辯論和分歧從未停止。“歷史終結論”將民主作為最後一種政治形式，普遍歷史到來的標誌。這一有關民主的敍述是通過將“人民民主”置於“政治專制”範疇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著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而來的，是反恐戰爭、宗教衝突、生態破壞、高風險社會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深刻矛盾。這些矛盾也引發了“社會民主”的危機。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興民主的內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困境，與上述危機密切相關，成為討論當代民主問題不能忽略的課題。為什麼二十世紀形成的兩種社會體制先後陷入了危機？討論民主的危機並不等於否定或反對民主，問題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這是兩個截然不同但在中國語境中常被混為一談的問題。如果不能對當代語境中的民主危機進行分析，就不可能恰當地探討民主問題。由於十月革命的衝擊，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它的對立面，在冷戰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也產生了一種思想上的二分法。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說，這種二分法是一種武斷的思考構造，只能置於某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才能被理解。這個二分法無法把握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體制差異，也難以解釋美國、日本、英國、西德、巴西、北歐、韓國或印度之間的不同模式和道路，當然更不能解釋對立的社會體制在競爭中通過對對手的觀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