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凝固于現代的靜態“中國”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古怪的國家(Erratic State)”。關於中國的外交至今還囿于中央王國朝貢體系心態的想法，在學界也早非新聞。或許誠如白氏所論，民族國家是西方歷史的產物，中國對自己這個新地位認識模糊，在西人眼中難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們談到中國，將其“國”等同於美國、法國、英國之“國”，而為現代國際秩序裏的主權國家，似乎不再有疑義。不惟如此，近代以來人們大談中國上古史、中國外交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青銅時代等等，似乎現代的“中國”概念已理所當然地和縱貫古今的“道統”脈脈相承，凝固為千篇一律、永恒靜態的對象。這種以新概念強加於歷史的做法，固然便於日常溝通，但犧牲辭意的流變與豐富性的結果，卻大大地局限了人們的眼光境界。於是愛之者頌讚其一貫光榮，惡之者鄙其為冥頑不靈，最後使言說的各方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作者有感於此，雖未專于史學，乃從浩瀚之歷代文獻取其一粟，對“中國”一詞的涵意與流變稍予查考。小考雖不意在更張日用之“中國”辭意，但或可廓清論者之視界。
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概念
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地變遷是怎樣的。以辯偽名世的近代國學大師顧頡剛總結對書經、詩經等古代經典的考證，大膽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指出，古代偽經與各種穿鑿附會的注疏“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地建構出盤古炎黃、三皇五帝的世系，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於是連秦始皇以前的中國，都和尚書禹貢杜撰的九州一樣廣大。實際上，迄今不斷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表明，中國文明的“孤島模式”與夏、商、周直線繼承觀念都不符史實。青銅史家張光直判斷，平行並起、相互刺激才是古代列國文明關係的特徵。
本文認為，多源頭的平行並起，比起為求“整齊”，或為政治目的建構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模式更接近古代的“現實”。但追索“中國”概念的演歷與內涵，仍以顧頡剛“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為好。從古代文獻分析以往說者使用“中國”一詞的指涉涵意，一方面可以掌握既往之時代，“中國”一詞的意義，可以比較不同時期，“中國”概念的變化發展。關於“中國”的想像，就在歷史中不斷層累造成、積澱變化，最後又被迫與現代國際體系接軌，變成一個“古怪”的“世界”成員，且以中文的“國”這個概念和西文的 “State,” “Nation,” “Country,” “Kingdom”等對應。西文諸語暫且不管，考中文“中國”，略將管窺所得，分如數端。
三、周代與春秋戰國：都城或受封諸侯國總稱
“國”原本指土石版築的“城郭”，在商周時期為貴族的封邑與武裝屯駐所在，延伸指涉整個受封的疆域，和諸侯征討所佔的土地。孟子曾回憶周朝禮制，說“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大學》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當時皆是此意。而“中國”一詞，在當時已廣泛使用。《詩經》中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及《孟子》所說舜獲天下擁戴，“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其“中國”都是指周王都城。但孟子記載“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于中國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左傳》稱“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遣俘”；《公羊傳》載“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史記》載“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戰國策》中秦國宰相范睢說“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這些文本的“中國”已不限于王畿，不是指“一個國家”，而是總括封邑體系的各諸侯，以區別於四方不隸屬這個封邑體系的“夷”。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但今日人們所熟知的“群雄”在當時並沒有都被歸於“中國”的指涉範圍。所謂“中國之處”範圍模糊，有時僅限于指周室和韓、魏附近，有時則指周朝封邑體系的諸侯國。《史記》裏秦“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吳國祖先“亡如荊蠻”、“自號句吳”，通常不列“中國”之屬。秦稱“公”乃是自封。出自江淮徐戎的徐國，起于百越之間的越國，北狄後裔中山國都是春秋時代馳騁一時的重要國家，但顯然不是“中國”成員。三苗後裔的楚，但楚君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號謚，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尤其是有意識地自外于“中國”一詞指涉的政治與文化範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誓言與“楚河漢界”的歷史，是此種觀念的延續。至於三星堆墓主—蜀國曾是周室滅商的盟友，興起于商朝中期之前，後為秦所並，與“中國”更為疏遠。
四、漢唐對魏晉：統一帝國對諸國或其舊地
秦漢統一，各有國號，然“中國”一詞已習用而傳延。《史記》稱此時“秦遂以兵滅六王，並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後來“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判分“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漢武帝感嘆“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凡此“中國”皆指並滅戰國諸王，佔居商周以來中樞地位的統一帝國整體。所以，《後漢書》說“九州之外曰外國，亦曰絕國”。宋朝歐陽修所編《新唐書》記載唐初名臣魏徵所言“不許蠻夷弊中國也”；玄宗丞相楊國忠“傾中國驍卒二十萬”；唐苦於“土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此類唐代“中國”語意與漢代相同，並不因設治郡縣與天子都城的遠近而有區別。史書作者歐陽修身處的北宋，也應是認同這一語意的。
魏晉南北朝也是各有國號。有趣的是，據晉朝陳壽所纂《三國志》記載，承襲漢祚而佔據華北的魏，稱所據地區為“中國”，再度將蜀、吳排斥于“中國”之外。魏大臣傅碬稱“昔夫差淩齊勝晉，威行中國”、裴潛品評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也”，高堂隆說“吳蜀二賊，潛號稱帝，欲與中國徵衡”。魏人的觀點也為吳所接受。名將周瑜便斷言“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另外，唐代名臣房玄齡所編《晉書》引述前秦君主苻堅說“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所並”。歐陽修《新唐書》說“晉遷江南，中國遂沒于夷狄”。可見無分南北，秦國宰相范睢的“韓、魏，中國之處，天下之樞”又成為時人指涉“中國”時的共識。
不過相關文獻談到高麗、高昌、南海諸國等未曾隸屬於秦漢的地區時，其“中國”概念又是魏晉南北兩方政權總據之地的全稱。唐代李延壽《北史》說高昌將白鹽“貢之中國”，高麗“書有五經、三史，…兵器與中國略同”，《南史》說南海諸國“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顯然“中國”所指為何還要看論述裏的其他對象而定。
五、遼金：鄰國或已領有的居中諸國舊地
元代學者脫脫主修《遼史》與《金史》稱遼太祖皇后述律氏曾擔心戰爭“萬一不勝，為中國笑”，所言“中國”指五代的後梁。遼太宗曾雲：“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帝”，“中國帝”正是石敬塘。無論國號，遼人與三國時代的吳國相同，依例將佔居“韓、魏，中國之處”的五代諸政權稱為“中國”。相對於遼，“中國”是鄰國之一。蜀、楚、閩、吳越、南唐等“十國”則不是“中國”。
金入主遼、宋“中國之處”，(南)宋避江左。脫脫記載金將獨吉思忠曾議：“宋雖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又載“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漂至中國。詔給以糧，俾還本國”。這裡金人的“中國”已非稱呼一個國家政權，而又復指周室、韓魏、漢唐(西)晉(北)宋都城所在的“天下之樞”舊地。
六、元明：回到統一帝國整體
明初宋濂所修《元史》，談及元代通習經史百家的名臣阿魯渾薩裏，說“世祖聞其才，俾習中國之學”。世祖忽必烈之孫，元成宗奇渥溫帖木兒于西元1299年“復立行省，以中國之法治之”。查世祖與成宗時，蒙古早已征服金、宋。故此處“中國”與遼、金時代一樣，指已領有的居中諸國舊地。但元與遼、金不同之處是蒙古已再度統領漢唐時期全境，所以元朝宗廟音樂“威武之曲”高唱“紹天鴻業，繼世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廷。”忽必烈致書責備日本，亦稱“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日本密邇高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宰相帖木兒塔識聞有日本間諜事，對曰：“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可令識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之向化。”雲南省因“西南夷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建議攻打。宰相哈刺哈孫批示“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忽必烈等人這裡所說的“中國”，又是指統一的帝國整體。與《明史》所記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為瓦剌來犯事奏稱“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一般無二。
七、清：自我指涉的國號之一
清繼明再度成為統領南北的帝國，層累繼受元、明的“中國”概念，稱“中國”為統一的帝國整體。由於開始和建構現代國際秩序的西方列強接觸，“大清國”與“中國”遂同時出現在正式的交涉文書中。被迫放棄天朝神話與朝貢秩序而從事“平行照會”的結果，“中國”逐漸凝固為清帝國君民清晰的自我稱謂。
例如與俄君“察罕汗”(沙皇)訂尼布楚條約時清朝國勢正隆，條文開宗即謂：“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後來陸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如南京條約，稱君臣時用“大清皇帝”、“大清欽差”，一般稱謂用“中國人”、“中國大臣”。天津條約規定“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八國聯軍的辛醜合約內文則同時混用“大清國大皇帝”、“大清國”、“中國”、“中國政府”與“中國全權大臣”等語。此等形式“平等”的文書皆中文西文並備， “China”遂也成為“大清國”、“中國”的共同譯名。恰好此時正逢民間排滿反清意識高漲，“大清”國號淪為“滿清”而遭排斥，“中國”遂承接傳統帝國整體、通用國號與一個現代主權國家實體而突出地被積澱下來。
八、 近代“中國”概念的內涵及其流變
梁啟超感嘆以往史學“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壓抑了‘國家思想’的興起。”這正證明了從周代以迄明末近三千年的“中國”概念，和梁啟超急切要建構的“國家”是兩回事。
小考認為，歷史上“中國”概念的意義在商周都城、商周封邑體系的居中諸國、居中諸國所在地區、佔居此一地區的政權、統一帝國整體之間漂移。當代華文社會日常語用的“中國”概念，則既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與其國號，又是秦漢唐宋元明清帝國的繼承者。此種意涵一方面來自歷代的層累造成的語用，另一方面又是經歷西方文明秩序嚴酷洗禮的對映結果，染上了一抹後殖民的色彩。不但如此，非指特定朝代國家的地區性概念——居中諸國所在的“中國之處”也還深植人心。
不經由歷史的追溯梳理，“中國”時而被感嘆為一盤散沙，時而被畏懼為霸權黃禍。其行止雖竭力仿傚西方列強，卻又偶有疏離挑戰，往往令人難以理解。遂至各取所好，強加於人，真正變成偏執的霸權性話語。但是假若論者能理解概念意涵的流變，則在眾聲喧嘩的概念專斷下，或能保有幾許寬闊的澄明。《禮記·中庸》“洋溢乎中國”，《漢書》“統天下，理中國”……，都指的是中原黃河流域一帶。那時一族一國，叫方國，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逐漸翦滅而趨統一。這應該是梁任公“中國三段論”中的第一段——即“中國之中國”，然後才是亞洲之中國，最後是世界之中國。
所謂“中國之中國”，也就是華夷互換時期的中國（三星堆蝌蚪文考據：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所謂理念，就是“中華大統一觀”，或“中原文化先決論”。中國歷史教育兩大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中華大統一觀”，也就是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則一筆帶過。所以，言先秦時期巴蜀尚未入華夏，有些問題，因過去是“入夷則夷，入夏則夏”，四川的族團、方國之治，沒什麼不同，且六 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雜，繁衍，故複雜性便成為重要特徵。難怪李濟曾有那著名的論斷：“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中國文明的開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種把長城以外斷送給“異族”固然錯誤得很，——若再調頭往西南方向看，那種把“夷”斷送給“華”的做法就同屬“鹵莽滅裂”。
最後，“中國”概念和神州、震旦、華夏、支那（二戰後被禁用）等語的關係也是饒富興味。小考限于學力，未能一併探究，所幸此等詞語未陷入時下議論糾葛，可待來日思學也。參考：“山坳上的中國”自然出產“山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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