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中國”考（轉載自Dr Bear）

導讀：古羅馬的西塞羅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發生之事，則將永如幼童。”說明瞭歷史的重要。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知識的積累、進步，必須以記憶為基礎。歷史，確是我們心智成熟、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精神維生素。遺忘、喪失、塗抹歷史，則將如托克維爾所說，“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對於一個不了解自己為何或何時成為中國人的“中國人”是何等的可悲、可憐與可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唱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

但是，“中國”、“中華”、“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卻只有近百年的歷史？這些，你真的了解嗎？

近代以前，中國人是並沒有現代意義的“國家”、民族意識。你知道自己從何時起，才是“中國人”的嗎？

那麼，“中國”、“中華”的觀念是怎樣形成的？“中華民族”這個說法，最早是由誰提出的？

“中國”歷史上沿用“中土”、“華夏”、“炎黃子孫”的說法，乃至國際上稱呼我們“中國”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及民族稱謂。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只反映了當時儒家傳統狹隘的“國家”（天下）、種族（漢族）意識。

繼甲午戰爭慘敗之後，救亡的熱潮遍及全國朝野。在“保國、保種”的危急呼聲中，嚴復《天演論》道出全世界各民族面臨生存競爭的“族群理念論”。梁啟超沿著嚴復提出的“保種”、“合群”的思路，開始以現代民族理論來思考問題。

1899年，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時期所寫《東籍月旦》一文中，首次採用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一詞。

到1902年梁啟超思考成熟，終於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說法。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的觀念。他闡述：“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1903年他指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指出中華民族是我國境內所有民族從千百年曆史演變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結果。漢滿蒙回藏等融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統一大民族。

最後梁啟超下了結論:“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從形式到內容，完成了“中華民族”這一科學的現代觀念的定義。

這時，章太炎也不再反對梁啟超的“中華民族”觀點了。不過，他認為“排滿”應該以漢人為主力、由漢人領導政權，以同化其他少數民族。但他比1903年主張的民族復仇主義已有很大轉變。接著，楊度在1907年發表《金鐵主義說》一文，把“中國”解釋為地域觀念，把“中華”闡釋為文化統一，把“中華民族”歸之為文化族名。共同生活在中國地域的各民族經過大融合，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

因為在當初，孫中山、章太炎、鄒容等革命派將“反滿”、“反清革命”作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旗幟，而梁啟超指出並批評了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隱含著大漢族主義的偏頗。

此後，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論戰過程中，孫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認識到過分強調“反滿、排滿”的負面影響，不久孫中山多次宣稱“反滿並非反對整個滿族”，而是反對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一些革命黨人也紛紛撰文批評大漢族主義，界定了“革命排滿”並非要打倒所有滿族，“實滿族中愛新覺羅之一姓”。

最終，一向倡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也接受了梁啟超關於“中華民族”的觀點，在1912年宣佈中華民國成立時，提出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號召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中華民國最初的國旗，就是橫排五條顏色並列，象徵中華民族的“五族共和”。

孫中山1912年元旦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鄭重宣佈：“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

從此，在“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旗幟下，生活于中國大地上的56個民族公認自己屬於統一的中華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經過辛亥革命後近百年的積澱，“中國”、“中華”、“中華民族”的觀念，方才深入人心，成為十三億中國各族人民的共識。

“中國”、“中華”、“中華民族”的現代觀念的完成，不僅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具有實踐的指導意義。如今看來，這是梁啟超等對“中國”歷史的最大貢獻，其歷史與現實意義不可估量！

 中國一詞的由來及其演變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於“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帶，近代以來，“中國”一詞成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概念。一般而言，“中國”：
   
從歷史的角度，是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經歷了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權的連貫歷史的整體。

從地理的角度，位於歐亞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最遼闊的國家之一。

從政治（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兩個政體：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

“中國”一詞的用法多種多樣，持不同語言，政治觀點或意識形態的人可能對中國的地理範圍和歷史上各政權的正統性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  

“中國”一詞的演變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於“天下”（古人對世界的稱謂）中心的中原地帶，在近代以來，特別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一詞始成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 

“國” 

古代漢語中的“國”不等同於現代的“國家”。“國”最初的意思是天子、諸侯所居住的築城的地方（及周邊近郊），更遠統治的地方稱“野”，“國”對天子可指京畿（jī），如：“國人暴動”。當然諸侯方面也可以使用“國”。如：（衛）懿公好養鶴，鶴有祿位，狄人入侵，“國人不出戰”，招致滅國。因此，就是要加“中”來修飾“國”才能明確地表示“京畿”的含義。  

隨著歷史的發展，各政權的直接統治範圍不斷擴大，至春秋“國野”已逐漸不分，原先稱“野”的地方也能稱“國”了，“國”指代的範圍就這樣逐漸擴大。隨著兼併更加劇烈，進而秦統一各國，“國”的概念開始趨向於“地方”、“地帶”，如“北國”、“南國”、“水鄉澤國”、“雪國”。  

“國”也被用來抽象地指代某一地理區域的政權和人民，如：“治世不一道，便國（有利於國）不必法古。”（《商君書》），這種用法接近於今天所說的“國家”一詞。“中國” “中”的意思即為“內部”、“中央”，古代中國人和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漢朝以及漢朝以前，可考證的“中國”一詞的用法有如下幾種:  

指京師，如《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區，如《三國志》：“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又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又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由上可見，“中國”一詞在古代，首先是一地域概念。  

春秋時期的“中國”(等於“中土”，“中原”)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由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與技術的水準遠較“四夷”為高，華夏文化也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是所謂禮義之邦。所以隨著華夏文明的擴展，也隨著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入，“中國”一詞逐漸擁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義。

漢朝以後，少數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國自居。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如：《晉書》苻堅對其弟苻融言“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並”。“中國”一詞的政治意義在遼宋和金宋對峙時期更顯突出：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曾自稱中國，且一度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這裡的中國一詞，是和王朝的正統性緊密相連的。 

由於“中國”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關係甚小，古代中國人也沒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歷史上夏商週三代無不出自“蠻夷戎狄”，華夏族便是夷夏不斷融和的產物。五代時吳越王錢镠臨終時要子孫“善事中國”，此“中國”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後唐。五代有三代（後唐、後晉、後漢）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新舊《五代史》都把他們視為正統，而把南方漢人政權放在次要地位，只稱梁、唐、晉、漢、周為中國，卻不稱南方立國的各漢族政權為中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言“十國非中國之有也”。南宋時，女真控制中原地區，陳亮在上孝宗書中說，不能“置中國于度外”要經營荊襄“爭衡于中國”（其中的“中國”，前者指中原地區，後者指佔據中原的金國），因此中國不僅是漢族的中國，而是各族人民的中國。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滿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名的《大義覺迷錄》中宣稱:“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至清朝後期，“中國”一詞已經有著3000年的使用歷史，一直只是作為一種泛指的詞彙來使用，不曾將“中國”兩字明確作為其政體的直接名稱。清廷與西方國家交流時，雖然往往傲慢地使用“中國”這個名稱來稱呼自己，但在官方文書上還是把“大清國”作為國號。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這一稱謂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義，是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在實際的語言操作中，“中國”一詞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來，在國際上的主流認知中，“中國”逐漸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並有效管轄台灣島、澎湖和福建的金門、連江等地區。

中國的其他稱呼

中華、華夏、神州、赤縣、華、諸華、夏、諸夏、中夏、方夏、函夏、禹城、禹跡、禹甸、九州、九牧、九區、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海內等。

外語中的“中國”

相當多的西方語言稱中國為China（英語）、Chine（法語）、Sina或其變體。這個名稱的由來有多種說法，其中最常見的說法是“秦”、“契丹”、“絲”、“赤那”、“茶”和“昌南”。茶和昌南的說法已經被否定。  

有歷史學家考證後認為China（英語）、Chine（法語）、Sina等詞彙來自“秦”的音譯。這裡的秦不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東周時期的秦國。在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秦人通過當時的玉石之路來與西方人進行貿易往來。  

俄語稱中國為Китай，這是源於“契丹”一名，由於遼朝和西遼自9世紀至13世紀長期是中亞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間興起的斯拉伕語族和突厥語族諸民族均以契丹為遼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權的代名詞。現在仍有十幾個國家將中國稱為“契丹”：斯拉伕語國家（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等）稱中國為Khistankia；突厥語國家（中亞各國）稱中國為Kaitay, Kathay, Hatay, Katay；西亞國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稱中國為Katay, Khatay。另有看法認為China等名稱是來源於“契丹”這個名字，因為宋朝時的歐洲與中國的貿易都是通過中國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轉手，歐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經營的貨物的來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詞的出現遠早于宋朝。拉丁語詞彙Cathay則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Kathay一詞。  

據說，中國在古印度語梵文是cina和chinas，在希臘語是Sinai和Serica，在古拉丁語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臘羅馬人的“cina”等詞究竟何指，目前沒有定論。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西元前10世紀(有的學者提出是西元前5世紀和西元前15世紀)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 有學者認為“cina”是指西周的秦國,（1655，Martini.Martin），但也有學者認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為赤那之地的音譯(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為古印度人對東方國家的稱呼而不是特指中國。  

古代中國在中亞另有一別名“桃花石” Tabgach，據研究，可能出自長期統治中國的鮮卑拓拔部的名字。  

還有觀點認為英文中的“China”是來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國古代瓷器的主要產地之一。但事實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個東方國家，用china來指代瓷器則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詞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國地區，不一定特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或澳門，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還不包括西藏。國際廠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標示“國家和地區”等方法來彈性解決這個問題。  

在日語中，原來很少稱中國為“中國”而直呼各朝代名。從10世紀開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陽、山陰地區也叫做“中國地方”，當時日本分為“近國”、“中國”和“遠國”。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借用佛教經典中的稱呼“支那(Sina)”來指稱中國。這種稱呼逐漸帶有貶義。二戰結束後，日本外務省自頒布通知書禁止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支那海”等在現在的日本已經演變稱日文名詞，改用片假名拼寫。不過因為同樣使用漢字，日本人認為“中國”或“中華”這些稱呼是在刻意讚美，因為歷史上的日本也稱“中國”。

這一點，緣于自古有些文化優秀的民族，每視其本國為世界之中心，故都自稱“中國”，對他國則稱“邊國”。在印度，中國原本是指位於恒河中游的地帶，古稱為拘羅國土，此地即是婆羅門文明之中心地，婆羅門教於此地區建立其堅固之基礎，又稱為婆羅門國、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時代，中國則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薩羅為中心的區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區為行化重心，當時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為印度新興勢力之中心，為了有別於婆羅門教之“舊中國”，故也稱其為“新中國”。另據賢愚經卷七記載，“中國”又指羅悅祇、舍衛、王舍城等地，其數眾多，不能具說。故在佛教與佛典中的“中國”，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國家與區域。